中部更重要的问题是县域经济不发达
文章来源：财经时报 添加人：hnxxzx 添加时间：2006年7月24日 09:06
《财经时报》：你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也滞后吗？在体制改革方面还需要进行哪些改进？
王志国：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一直较高，而中部地区的所有制结构与东部地区则存在着较大差异。
一方面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以及大批国有企业的沉重历史包袱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淡薄，制度转型面临着“知识存量”不足、创新主体(政府、企业及社会)动力不足以及创新成本较高等不同于东部地区的初始约束条件所造成。
国资比重偏高
我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是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
在国有企业比重大，体制改革进展滞缓的状况下，通过各省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凡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较快、较活的地方，经济发展整体就快，反之就慢。中部地区国有企业比例过大，削弱了整个地区经济发展活力。
2003年，国有工业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湖南为53.29%，山西为56.38%，安徽为55.13%，湖北为56.76%，而浙江仅为13.11%。在经济转型中，一批国有企业没有解决好体制变革问题，处于亏损、停产或破产状态导致职工下岗失业人数越来越多，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缓慢，与国有企业资产及投资比重过大密切相关。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中部地区国有及控股企业占78.83%，比东部高28.83个百分点。
虽然近几年民间投资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国有投资占主导的投资结构没有改变。中部地区不仅存量资本严重倾斜于国有企业，而且增量资本也呈观相似的格局，只是倾斜的程度比过去有所弱化。
国有资产比重偏高，由于“路径依赖”的影响，必然导致新增资源配置继续倾向于国有企业，这使得一方面本来就面临严重的资本短缺问题的中部地区资源配置更加低效率化，而另一方面，有活力的非国有企业所获资本严重不足。
再一个问题就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快，民营企业差距很大。
2001年，中部地区共有私营企业36.02万户，个体工商户803.53万户，而东部地区共有私营企业138.9万户，个体工商户1161.6万户，从全国范围来看，私营企业户数最多的6省市都处于东部地区。
2003年，非公有经济人数比重，山西为17.7%，河南为26.5%，湖北为24.2%，湖南为13.3%，江西为15.8%，安徽为25.1%，而浙江为46.2%。2003年，全国工商联对上规模的民营企业调研结果显示：被入选的2268家企业东部地区占全部调研企业数的78%，中西部地区仅占22%，被选为500强的民营企业中，中部地区只有31家，占总数的6.2%。
《财经时报》：可见，中部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民营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王志国：中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主要是民营企业发展差距。中部地区的民营经济亟待加快发展，民营企业的竞争实力亟待快速提升。民营企业不崛起，中部很难崛起。
目前，阻碍中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很多。外部因素有：企业融资困难、竞争环境有失公平、不合理负担过重、市场需求不足、少数政府职能部门服务态度差、效率低等等。
民营企业自身因素有：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体制和手段、缺乏企业发展战略和营销手段、缺乏品牌意识、缺乏创新意识、缺乏核心技术和产品等。
中部更重要的问题是县域经济不发达，地方财政运转困难。
2003年，全国GDP增长率为11.55%，全国县域经济GDP增长率为14.28%，东部地区增长率为15.03%，中部地区为12.84%，西部地区为14.82%。
2003年，中部地区县域GDP平均17.1亿元，仅为东部的45%，财政收入平均1亿元，仅为东部的三分之一。这说明中部县域经济发展处于很低水平。
第四届全国各省市区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报告指出：百强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有93个，中部地区有5个，西部地区有2个。
县域经济的不发达直接造成中部地区财力远不如东部地区。2003年，中部六省地方财政收入为1441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14.6%，GDP占比东部低4.8个百分点；中部六省人均地方财政收入398.2元，不仅大大低于东部的1336.3元和东北3省的792.7元，而且低于西部的448.1元。
2004年，中部六省地方财政收入为1783.55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15.3%，GDP占比东部低8.2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不少县级财政入不敷出，运转困难。造成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困难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偏低，经济总量、经济集中度、财政收入等与东部比差距较大，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经济自主增长乏力，投资面临困境，工业化水平不高，等等。
中部要加强经济联系
《财经时报》：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相对滞后的原因是什么？你对提高中部地区经济开放的程度有哪些建议？
王志国：扩大外商投资规模，提高外商投资质量，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中部地区处于产业低端位置，造成中部利用外资规模较小、质量较低。主要表现为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小、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外资来源渠道窄等方面。
2003年，中部各省利用外资数量分别为：山西2.1亿美元，河南5.4亿美元，湖北18.0亿美元，湖南10.2亿美元，江西16.1亿美元，安徽3.7亿美元，而浙江为49.8亿美元，全国为561.6亿美元。外贸依存度山西为56.6%，河南为50.4%，湖北为38.7%，江西为43.4%，安徽为44.8%，而浙江为52.6%，全国为52.2%。
2004年，中部六省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仅占全国的3.5%和12%，出口依存度为5.3%，与全国平均水平35.9%相比差距很大。
中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3.27%。而且，中部六省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业、一般性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而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的数量不多，投向高新技术产业的更少。
《财经时报》：提高对内开放的程度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王志国：中部各省在区域内的相互开放程度也很不够。省际之间经济联系少，区域内协调联动发展机制没有形成。中部地区各省的经济活动以行政区划为限，构成相对封闭的经济体。
因此，中部区域只具有地理区域的意义。不仅经济内在联系少，更缺乏深层次的文化、技术、人员、制度改革等方面的交流和影响。
在周边发达地区的吸引下，中部地区内部也出现了经济协作上的分化；在促进中部崛起的过程中，六省缺乏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协调手段，没有设立区域间经济协作的协调机构，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中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机制对区域经济的作用也由于行政区划的限制而大大缩小。
遏制生产要素大量外流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与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位势低相关联，中部地区大量人才、资金外流的趋势难以遏制，相当一部分中高级人才、博士，硕士和热门专业的大学生、优秀经营管理者流向东部地区，形成了较长时期的“孔雀东南飞”现象。
与此同时，受资金回报率和投资成本的影响，中部地区不少资金通过银行中介或民间组织流向东部地区，更加重了中部地区资金投入的不足。因此，打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政策环境是遏制生产要素大量外流的重要保障。
王志国：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一直较高，而中部地区的所有制结构与东部地区则存在着较大差异。
一方面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以及大批国有企业的沉重历史包袱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淡薄，制度转型面临着“知识存量”不足、创新主体(政府、企业及社会)动力不足以及创新成本较高等不同于东部地区的初始约束条件所造成。
国资比重偏高
我认为以下几个问题是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
在国有企业比重大，体制改革进展滞缓的状况下，通过各省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凡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较快、较活的地方，经济发展整体就快，反之就慢。中部地区国有企业比例过大，削弱了整个地区经济发展活力。
2003年，国有工业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湖南为53.29%，山西为56.38%，安徽为55.13%，湖北为56.76%，而浙江仅为13.11%。在经济转型中，一批国有企业没有解决好体制变革问题，处于亏损、停产或破产状态导致职工下岗失业人数越来越多，地区经济发展缓慢。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缓慢，与国有企业资产及投资比重过大密切相关。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中部地区国有及控股企业占78.83%，比东部高28.83个百分点。
虽然近几年民间投资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国有投资占主导的投资结构没有改变。中部地区不仅存量资本严重倾斜于国有企业，而且增量资本也呈观相似的格局，只是倾斜的程度比过去有所弱化。
国有资产比重偏高，由于“路径依赖”的影响，必然导致新增资源配置继续倾向于国有企业，这使得一方面本来就面临严重的资本短缺问题的中部地区资源配置更加低效率化，而另一方面，有活力的非国有企业所获资本严重不足。
再一个问题就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快，民营企业差距很大。
2001年，中部地区共有私营企业36.02万户，个体工商户803.53万户，而东部地区共有私营企业138.9万户，个体工商户1161.6万户，从全国范围来看，私营企业户数最多的6省市都处于东部地区。
2003年，非公有经济人数比重，山西为17.7%，河南为26.5%，湖北为24.2%，湖南为13.3%，江西为15.8%，安徽为25.1%，而浙江为46.2%。2003年，全国工商联对上规模的民营企业调研结果显示：被入选的2268家企业东部地区占全部调研企业数的78%，中西部地区仅占22%，被选为500强的民营企业中，中部地区只有31家，占总数的6.2%。
《财经时报》：可见，中部与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民营经济的发展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
王志国：中部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主要是民营企业发展差距。中部地区的民营经济亟待加快发展，民营企业的竞争实力亟待快速提升。民营企业不崛起，中部很难崛起。
目前，阻碍中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因素也很多。外部因素有：企业融资困难、竞争环境有失公平、不合理负担过重、市场需求不足、少数政府职能部门服务态度差、效率低等等。
民营企业自身因素有：缺乏现代化的管理体制和手段、缺乏企业发展战略和营销手段、缺乏品牌意识、缺乏创新意识、缺乏核心技术和产品等。
中部更重要的问题是县域经济不发达，地方财政运转困难。
2003年，全国GDP增长率为11.55%，全国县域经济GDP增长率为14.28%，东部地区增长率为15.03%，中部地区为12.84%，西部地区为14.82%。
2003年，中部地区县域GDP平均17.1亿元，仅为东部的45%，财政收入平均1亿元，仅为东部的三分之一。这说明中部县域经济发展处于很低水平。
第四届全国各省市区县域经济竞争力评价报告指出：百强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有93个，中部地区有5个，西部地区有2个。
县域经济的不发达直接造成中部地区财力远不如东部地区。2003年，中部六省地方财政收入为1441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14.6%，GDP占比东部低4.8个百分点；中部六省人均地方财政收入398.2元，不仅大大低于东部的1336.3元和东北3省的792.7元，而且低于西部的448.1元。
2004年，中部六省地方财政收入为1783.55亿元，占全国地方财政收入的15.3%，GDP占比东部低8.2个百分点。
中部地区不少县级财政入不敷出，运转困难。造成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困难的原因是：经济发展总体水平偏低，经济总量、经济集中度、财政收入等与东部比差距较大，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经济自主增长乏力，投资面临困境，工业化水平不高，等等。
中部要加强经济联系
《财经时报》：中部地区对外开放相对滞后的原因是什么？你对提高中部地区经济开放的程度有哪些建议？
王志国：扩大外商投资规模，提高外商投资质量，是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中部地区处于产业低端位置，造成中部利用外资规模较小、质量较低。主要表现为外商投资项目规模小、投资产业结构不合理、外资来源渠道窄等方面。
2003年，中部各省利用外资数量分别为：山西2.1亿美元，河南5.4亿美元，湖北18.0亿美元，湖南10.2亿美元，江西16.1亿美元，安徽3.7亿美元，而浙江为49.8亿美元，全国为561.6亿美元。外贸依存度山西为56.6%，河南为50.4%，湖北为38.7%，江西为43.4%，安徽为44.8%，而浙江为52.6%，全国为52.2%。
2004年，中部六省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分别仅占全国的3.5%和12%，出口依存度为5.3%，与全国平均水平35.9%相比差距很大。
中部地区外贸进出口总额仅相当于东部地区的3.27%。而且，中部六省的外商投资主要集中在资源开发业、一般性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而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和国有企业的数量不多，投向高新技术产业的更少。
《财经时报》：提高对内开放的程度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王志国：中部各省在区域内的相互开放程度也很不够。省际之间经济联系少，区域内协调联动发展机制没有形成。中部地区各省的经济活动以行政区划为限，构成相对封闭的经济体。
因此，中部区域只具有地理区域的意义。不仅经济内在联系少，更缺乏深层次的文化、技术、人员、制度改革等方面的交流和影响。
在周边发达地区的吸引下，中部地区内部也出现了经济协作上的分化；在促进中部崛起的过程中，六省缺乏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协调手段，没有设立区域间经济协作的协调机构，在区域经济联动发展中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市场机制对区域经济的作用也由于行政区划的限制而大大缩小。
遏制生产要素大量外流是我们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与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位势低相关联，中部地区大量人才、资金外流的趋势难以遏制，相当一部分中高级人才、博士，硕士和热门专业的大学生、优秀经营管理者流向东部地区，形成了较长时期的“孔雀东南飞”现象。
与此同时，受资金回报率和投资成本的影响，中部地区不少资金通过银行中介或民间组织流向东部地区，更加重了中部地区资金投入的不足。因此，打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政策环境是遏制生产要素大量外流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