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出笼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指标纷纷出现利好变化：采购经理人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并迈上50的牛熊分界线;全国用电量降幅减小，显示工业生产恢复提速;3月份新增信贷规模达到1.89万亿元，创历史新高，增量资金供给可谓汹涌澎湃。从实体经济看，出口数据也出人意料地出现好转，3月份外贸顺差和出口降幅明显收窄，表明外需也出现回暖迹象。
　　虽然这些数据并无法证明经济正走向繁荣，但至少让人们看到了逐步好转的希望。以本轮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作为背景来观照，中国经济基础的夯实还有待反复，但无论最终底部形态是"W"形还是"U"形，先行指标已表明，中国经济很难再出现更悲观的局面。这一点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为我们仔细分析经济问题、调整政策导向提供了良机。
　　面对一个危重病人，人们的首要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挽救其生命，而当病人脱离生命危险，他最需要的则是尽快恢复体力，提高自身免疫力。与此类似，中国经济正步入后一阶段。之前为扭转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和羸弱的市场信心，数万亿元资金供给和大规模产业振兴规划集中出台，这些强势政策的效果已经显现，但从政策属性看仍属于外部输血式，"患病"的经济体能否获得内生增长动力，尚不得而知。
　　就以一季度多达4.58万亿元的新增贷款为例，这一数字几乎完成了政府工作报告中全年信贷增量目标的90%，但信贷资金的现实去向却两极分化。一方面，对与四万亿投资密切相关的国有大型企业而言，信贷资金供给蜂拥而至，甚至出现不惜以极低优惠利率恶性竞争的情形;但另一方面，对于同样嗷嗷待哺的民营企业，信贷资金大多则求之不得，甚至贷款审核进一步强化，信贷市场规模在萎缩而不是扩张。前一种情形强化了国有大型投资项目大干快上的冲动，但为之后的经济走势反复埋下了隐患。民营经济本最擅长发现市场潜力，但却受制于资金供给的不足，很难把来自市场的内生需求做大。
　　对投资拉动模式的反思已经汗牛充栋，笔者无需重复。一句话，我们在承认投资具有扭转经济快速下滑作用的同时，必须清楚认识到其作用的局限性和阶段性。输血式的外生增长模式固然能够及时救命，但却很难根治病痛。以此观之，当市场已经见到经济走出低迷的曙光，正意味着到了调控部门修正调整政策的时候了。
　　从十一年前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到当下的次贷危机，中国经济近年来的两次大幅衰退皆由外部冲击所致。换言之，影响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就在于内生增长动力的不足，由此导致经济的成长过度依赖海外市场，并难逃全球市场波动的阴影。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房地产市场的十年暴涨让人们忘却了投资拉动型增长的弊端，陶醉于增长带来的畸形快感当中。与之相比，真正能促进和鼓励内生增长的政策却因之而不断被推后。
　　十余年来，居民整体预期收入增速缓慢增长，而开支方面，却由于房地产市场改革、教育改革、医疗改革的次第推进而大幅增加。此消彼长之间，居民的消费支出欲望被持续压抑，因此，中国庞大的制造能力只能以海外市场为目标。这才是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巨大的根本原因所在。
　　十年如一梦，梦境却雷同，次贷危机之后中国经济运行能否走出固有怪圈已成政策当局不容忽视的议题。值得欣喜的是，近期新医改方案终于破茧而出，尽管仍有不足，却是对社会保障先前"泛市场取向"改革的重大修正，实为公众期待已久的积极突破。未来需要推进的改革还有很多，包括纠正国民财富分配向财政和企业倾斜、全面开放民营经济的市场准入、建立覆盖全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性住房的覆盖范围等等。无须讳言，上述诸多领域改革的推进都可谓攻坚之举，必然会遭遇相当大的阻力，但如果想要使中国经济跳出既往波动的定律，十年一遇的历史性时间窗口已不容再错过了。(作者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