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席Richard Haass上周发文称：“安息吧，自由世界秩序”后，近日，麦格理策略师Victor Shvets也在其最新的文章中探讨了自由世界秩序的终结。他认为，在贸易战引发的一片喧嚣中，在关于央行们偏“鸽”还是偏“鹰”的无止尽猜测中，上个世纪50年代起主导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早已消亡，全球规则已经改变了，无论是关于贸易还是关于资本。Shvets表示，在这个世界里，秩序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噪音，无论是关于特朗普关税，关于央行的无止尽争论，亦或是关于Facebook以及社交媒体角色定义。这意味着原来的投资策略也都不管用了，“安全”、“价值”和“周期”资产之间的界限已经被模糊了。

不过，对投资者而言，他们仍在继续寻找秩序，试图在常规经济学理论的范围内对各种行为进行合理化，导致目前对于贸易战爆发的讨论和呼吁深层次监管改革的声音越来越多。对此，Shvets表示，在这个现代世界里，噪音和AI主导了定价，而现实只是“假新闻”（或者基本上是人们不喜欢的事实）。Shvets强调，去全球化才是生活的现实。

从英国全民公投最终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首日即宣布废除TPP协定、到意大利修宪公投中民粹势力五星运动党的崛起、再到欧洲各国反欧盟一体化极右翼政党接连取得阶段性胜利。这一系列去全球化事件的背后，酝酿而生的是全球化时代的逆流。实际上，从全世界范围来看，全球化代表了合的过程，相反，去全球化则是分的过程。而国际体系一直在全球化和去全球化之间轮动变换。去全球化并不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思潮，目前它已经成为蔓延全球的一场运动，成为当前和未来投资环境的当然组成部分。

这一运动的标志性代表就是特朗普政府强调的“美国优先”。当全球化逐渐侵蚀了原本的核心价值观、资源分配方式以及生活方式时，只会进一步助长恐惧与怀疑的情绪。据皮尤研究中心（PewResearch）的研究显示，美国中产阶级占比由1971年的61%下降为2015年的49.4%，家庭财富中值（扣除负债后的净资产）在2001—2013年间更是下降了28%。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使得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他们是贸易商、是银行家、也可能是政治家）成为最大的获益方，而中产阶级和低收入阶层则不断受到挤压。美国的数据显示，20%最高收入户的收入占比将近占到了全国的50%，并且逐年攀升，而低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中等收入户的收入占比一直在下降。这令传统工业区、村镇的中下层民众的排外思想越渐严重，民族主义甚至民粹主义情绪急剧增加，这一思潮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结合起来，就形成一股影响美国政治的强大力量。而特朗普的成功竞选也同样代表着全球民粹主义集体意识觉醒的标志。

未来不论国家还是企业，在跨国投资决策和风险评估中，都需要考虑一个新的风险因素——去全球化。在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相继开始从贸易、金融、和主权独立性上寻求自我保护。由于中国企业走向世界，还属于后来者，主要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才大规模展开的，因此，中国在去全球化浪潮中将会首当其冲。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而招致逆全球化者们的指责和敌视；二是西方国家将针对中国发起贸易保护主义攻击；三是逆全球化趋势可能刺激中国国内的某些逆全球化思潮。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从全球化进程中受益良多，但并不代表国内不存在引发反全球化运动的因素。事实上，国际上引发反全球化运动的因素在我国几乎都存在，主要有：贫富差距悬殊、失业问题严重、三农问题突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等。预计，反全球化的浪潮将随我国参与程度的不断加深而日益显现与加重。

去全球化的影响，将会加大对外投资的难度，对于国家与国际社会的谈判、贸易与投资规则的兼容等，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各国现在更有理由为自己的金融系统筑起藩篱。这样做不仅能在发生危机时减轻自身的责任，还能让资金更好地朝着各国的目的和金融需求流动。对于投资国（或资本输出国）来说，去全球化将对其造成重大阻碍。安邦咨询（ANBOUND）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当前中美之间的贸易和关税纠纷只能算“贸易战斗”，这场战斗的结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全球已经进入了“贸易战时代”，不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民粹主义土壤形成的社会基础就是如此。今后在“贸易战时代”，类似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斗将会一场接一场，没有止境。这也是当今世界的投资者和市场必须接受的客观环境。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在多国民粹主义先后崛起的浪潮下，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观念已开始深度影响全球贸易规则，去全球化俨然已成为当下不可躲避的市场因素，各国需要将去全球化作为新的风险因素，纳入其对外投资的决策参考之中。